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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读者朋友们，讲讲章啸衡的革命故事。
（章啸衡）
章啸衡，1896年11月，出生在铜陵县（今义安区）太平乡（今西联镇）钱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幼名家霖，化名童天一。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东征讨蒋运动。1930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铜陵早期党员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仍自觉执行党的抗日主张，后在新四军政治部的帮助下，发起创建了铜陵县第一支抗日武装——铜陵沙洲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后任新四军第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队长、长江游击大队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芜湖市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1965 年10月因病去逝。
一
章啸衡四、五岁时，父亲将他过继给膝下无子的伯父章莫邦。章莫邦家有田地 200 余亩，又在省府安庆当官，所以很有财势。章啸衡过继给伯父后，伯父像对亲生儿子一样宠爱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1919 年，章啸衡进入省立五中（现芜湖一中）读书时，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章啸衡为人耿直豪爽，重义轻财。他伯父中年病故，他接过全部家产后，更有条件广交地方人士。章啸衡经常为人排忧解难，给一些少衣缺粮和婚嫁丧葬的贫穷人家，出钱出物。每逢青黄不接之际，他总要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因此，章啸衡在四方乡里享有很高的声望。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后，章啸衡与当地的富绅陈春圃、胡晓楼等人，迅速召集四邻八乡有志男儿，沿江打捞和收集溃散军阀遗弃的枪支弹药，并自筹粮饷，拉起一帮人马，投入讨伐反动军阀的革命潮流中。
1927 年3 月，章啸衡等人被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柏文蔚收编，陈春圃被任命为第3师第6旅旅长，胡晓楼任团长，章啸衡任独立营营长。他们受命各自率领部队在桐城集合后，向六安进军，投入东征讨蒋运动。
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章啸衡不幸被捕，后经内线营救出狱。
二
1930 年 11月，中国红军独立第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凌霄来到铜陵。章啸衡与他结识后，便将凌霄安排在自己家中居住，还积极配合凌霄开展铜陵的党建工作。他自愿担任地下交通员，不惜变卖家产，为党的活动提供经费。
1930 年底，经凌霄介绍，章啸衡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农民向地主借粮（网上下载）
1931年夏，铜陵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米无炊，无家可归。为救济饥饿的百姓，章啸衡等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当地百姓发起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他们带领农民砸开地主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灾民。事后，章啸衡遭到国民党县政府通缉，经亲友解救，逃至上海，在中共中央局接受了短期训练。训练结束后，经党组织批准，他到上海闸北灾民收容所当管理员，次年返回铜陵。
1933年春，苏拓夫来到铜陵，与章啸衡结识后，在一起开展党的活动。不久，章啸衡又被视为共产党嫌疑，再遭通缉。党组织及时采取保护措施，让他化名汪寿南，到安徽省赈灾委员会当了一名查放委员。
1935年6月，国民党第八区行政公署对铜陵共产党员进行大肆搜捕，章啸衡被迫离开安庆，再次去了上海。
三
章啸衡到上海后，在贫困交加中度过了两年的流浪生活。
卢沟桥事变后，章啸衡得悉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于是，他迅即返回家乡铜陵。
1938年春，日军由南京溯江而上，整个铜陵一片混乱。当时，还没有与党组织联系上的章啸衡，面对山河破碎的家园，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积极动员民众团结抗日。由于章啸衡刚从外地回来，所以常有亲朋好友和一些爱国青年来他家打听消息。他乘机宣传全国抗日形势，激发大家的抗日情绪。他还奔赴各乡联络一些党员骨干和革命志士，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投身抗日洪流。
当时，章啸衡曾与国民党县政府多次交涉，呼吁政府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
1938年6月，铜陵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在谢家垄成立。当时由国民党县长卢铠兼任动委会主任委员。因其主持工作不力，动委会实际上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后来，吴曙光接任县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他新官上任，为稳定民心，对原动委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动委会选举产生了9名常委。以地方绅士身份出面的章啸衡，也当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动委会组织部部长。
1938年7月，得知新四军军部开进云岭的消息时，章啸衡异常兴奋地派人到新四军部联系，请求党组织派人来铜陵领导抗日，还推荐张世杰等人到新四军军部参加学习。
同年8月，新四军政治部派张伟烈来铜陵开展工作。铜陵地区党的活动由此再次拉开帷幕。
到了 1938 年 11 月底，在新四军军部帮助下，章啸衡联络了一些抗日积极分子，在铜陵沙洲秘密召开会议，酝酿组建抗日武装。会后，章啸衡让大家分头聚集人员，收集枪支，并和王仲钧私人拿6块大洋，买了一支冲锋枪。一些当地的开明绅士也把自己护家的 10来支枪和弹药捐献出来。于是，铜陵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在沙洲揭竿而起。因游击队队部设在沙洲大棚，故这支武装被称为铜陵沙洲游击大队。队伍开始时只有14人，后来迅速发展到两三百人和200条枪的规模。
1938年12月，为加强对这支游击队伍的组织领导，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正式授予铜陵沙洲游击大队为该纵队第四大队番号，并由纵队司令龚同武、副司令曹云露颁发委任状，任命章啸衡为大队长。同时，还派来一名姓岳的机枪手。铜陵沙洲游击大队下设3个中队、若干个分队。
铜陵沙洲游击大队成立地遗址，位于义安区胥坝乡重新村下教自然村。原遗址房屋，因1995年洪涝灾害早已不存在，遗址距胥坝街 2.5 公里。
铜陵沙洲游击大队成立地原遗址房屋
1940年7月，铜陵沙洲游击大队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章啸衡则受命重组新的游击队，番号改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章啸衡任纵队长，夏光普任副纵队长。同年底，长江游击纵队也被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
铜陵沙洲游击大队从创建到结束，先后发展了上千人。在几次改编中，先后挑选数百名精干人员补充到新四军第三支队，壮大了正规部队的力量。
四
1939年1月的一天，章啸衡带领游击队员在太平街、朱家嘴一带，袭击了一支日军小分队，打响了铜陵沦陷后铜陵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章啸衡对敌斗争十分机智。有一次，鬼子突然来搜索，他迅速躲进大草堆的地洞里。鬼子用刺刀在草堆里捅来捅去，许多群众急得流出了汗，章啸衡却镇定地握枪严阵以待。鬼子没发现什么，就转向别处去了。
有一年除夕夜，章啸衡回家过年。谁知，日军当晚就悄悄地来到他家抓人。章啸衡正在吃饭，突然听到狗的狂吠，便拔腿就走。他刚出后门，鬼子就进了他家，穿堂追出后，开枪打伤了章啸衡的小腿。章啸衡乘着夜色，游过齐腰深的河水，从而躲过了鬼子的追捕。
皖南事变发生时，章啸衡在铜陵钟鸣的叶山一带活动。
皖南事变后，叶山一带既是新四军向北突围的重要通道，又是敌、伪、顽全面封锁的危险地带。章啸衡不畏艰险，先后接应、护送、转移了众多突围人员，有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张闯初带领的一个连，还有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及杨明、马惠芳、王保实等领导同志。
章啸衡还善于做党的统战工作。他利用特殊身份，广泛结交敌方人士，为党的地下工作服务。驻扎在铜繁边境繁昌县反共团团长黄德芝，曾一度参加过铜陵沙洲游击大队，后来嫌部队纪律严格和生活艰苦而离队。章啸衡对他晓以大义，让黄德芝受益很大。皖南事变后，章啸衡通过黄德芝，护送我方人员通过敌人封锁线。
1941年3月，熊振作等五、六个同志在沙洲被敌逮捕，并被押到繁昌。章啸衡通过黄德芝的关系，将熊振作等人保释出来。
荻港的汉奸鲍正刚与章啸衡也有交往。1942年春，中共皖南特委宣传部长张伟烈被伪军逮捕，关押在繁昌县荻港。章啸衡得悉后，派人前往荻港，找到鲍正刚，只说张伟烈是他的老朋友，托鲍正刚保释。过了3天，张伟烈被保释出狱。
1942 年春，郭文模等人前往荻港侦察敌情，不幸被捕，被关在鲍正刚管辖的伪军监狱，章啸衡捎信给鲍正刚。不久，郭文模等人便获释出狱。
章啸衡在敌人下层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化名童天一，被人尊称为“童老先生”。
1945年日军投降时，驻铜陵流潭的一支伪军龟缩在碉堡内负隅顽抗。当我军劝其投降时，伪军们回答说，只要童老先生说句话，保住他们性命，他们就缴械投降。这时章啸衡远在江北，要他来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军找人模仿章啸衡的手迹，写了封信，然后盖上用肥皂刻的“童天一”字样的印章，送进碉堡。不到5分钟，伪军便缴械投降。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考虑到章啸衡在铜陵名声大，为确保安全，决定让他转移到苏南一带活动。在苏南白区，章啸衡不顾自己年过半百，深人虎穴，充分利用他在沿江一带的统战关系，八方联络同仁，展开白区的革命活动，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7月，章啸衡与王月波一道，奉命转移至芜湖、巢湖游击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后经组织介绍，辗转于蚌埠、合肥。
1949年4月，章啸衡任芜湖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后参与芜湖市政协筹建工作。历任芜湖市政协驻会委员、省文史馆馆员、芜湖市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65年10月9日病逝。
章啸衡一生为中国革命屡立功勋，章啸衡及其家族是铜陵极具传奇的革命之家。
章啸衡等无数革命先辈，虽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他们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出生入死，前赴后继，甘洒热血写春秋的革命精神，永不消逝，我们会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