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运松老主席一生，感人至深的故事很多。今天，我仅给读者朋友们，讲讲孙运松老主席的革命故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后举行闭幕式 据《铜陵县志》记载，孙运松（1921—1999年）铜陵县和平乡（今义安区西联镇）棋杆村人。1921 年 2月 15 日，出生于贫农家庭。少时曾入私塾读书，后在家务农。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嗣任本乡棋杆保支部书记。翌年2 月，调任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机关交通员。1943 年起，历任荻港、朱渡税务所税务员，童埠、丁桥、柴塘税务所副所长兼会计。经常冒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征税，积极为开展游击抗日斗争扩充财源。1945 年10 月起，历任沿江支队铜陵一连警卫员、支部书记、副指导员。1949 年4月 15—17 日，奉命率员前往铜陵坝埂头沿江一带，侦察获悉国民党军事布置设防情况，并及时绘制成图，为解放军渡江战役提供了可靠的军事情报。同月，本县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凤兴（犁桥）区、凤凰区委书记。1950年10月起，任第五区（新桥区）委书记，兼第五区土地改革工作队副书记、队长及第五区法庭庭长。1957 年7月，入中南政法学院司法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历任铜陵县法院院长、政治处主任。1966 年5 月，调任钟鸣公社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曾“靠边站”，后任钟鸣公社革委会主任。1976年10月起，任县林业局革委会主任。1978年3月起，任中共铜陵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 11 月起，当选县政协主席，领导县政协积极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创办《铜陵文史资料选编》刊物，并亲自先后撰写回忆录等文史资料多篇。1983 年 3 月离休。1999 年3 月因病去世。 记得1994年11月，我调到原铜陵县政协工作。荣幸认识了孙运松老主席。后来，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曾专程拜访了孙运松老主席。这位老革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讲述了不少他亲历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接下来，我先给读者朋友们，讲一下孙运松老主席曾讲述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铜陵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统战工作的故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铜陵各级党组织，就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三三制政权，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我党我军从铜陵地区北撤之后，这些在抗日时期与我党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留在铜陵地区，但他们对共产党新四军仍然心向往之。 解放战争时期，在铜陵地区先后建立的中共铜青南县委、中共铜青南工委、中共沿江第四工委和中共铜陵县委，始终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广泛深入向国民党地方党、政、军人士宣传我党政策，组织广泛反蒋爱国统一战线，指明出路，并在敌乡、保公所的头头中，发动一次次猛烈的政治攻势：“向我方携械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道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 1946年初冬，时任中共铜青南工委书记兼任铜青南游击队负责人的尹彬，带领孙运松等游击队员，争取了茗山保碉堡内李队长。李队长带队明攻暗投诚，率部打了一排子枪，甩了两颗手榴弹，并高喊口号，打开碉堡门，集合队伍，向我军缴械投诚。我军共缴步枪9支，左轮手枪1支，子弹、手榴弹数百发，摧毁碉堡一座，拔掉中共铜青南工委机关驻地的钉子。之后，王扬明、江永才从紫龙保公所保警队搞来中正式、三八式步枪各1支，子弹百余发。 根据中共铜青南工委前书记陈尚和牺牲前的布置，许万荣（解放后曾任原铜陵县总工会副主席）将朱村乡公所的魏取宏、郑重苗、张忠良、张小海争取过来，里应外合攻打朱村碉堡，缴获机枪1挺、步枪7支，手榴弹两箱，子弹千余发。绿岭丁内线杨维普先生，经过孙运松等人的争取，为我方提供可靠情报。在那个十分艰险的环境下，清帮头头程补锅仍和我方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当时，中共铜陵各级党组织，十分注意争取团结国民党党政机构内部的进步人士，既注意利用抗日战争时期并肩战斗过的老关系，又注意结交一些新朋友。这些人可以利用合法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部活动，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比如，民和乡代表主席陈永康，曾积极为营救我方被捕的同志和家属而想方设法四处活动。他还千方百计掩护桥头阮村党支部书记阮志昂同志开展工作，把铜陵特务组织内幕、罪恶活动以及共产党内出现的叛徒人物的活动情报，3次报告中共铜青南工委和后来成立的中共铜陵县委。 1949年4月，为获取国民党军在坝埂头一带的江防情报，中共铜陵县委选派时任铜陵一连副指导员的孙运松与侦察班长王步升、交通员李艾堂，到该地秘密侦察，就是在陈永康的掩护和暗中支持下进行的。当孙运松等侦察人员的秘密行动被人发现并告密之后，国民党顽固分子民和乡乡长汪泽浦于1949年4月17日一早，带领30多名乡警队包围阮村，封锁陈村、崔村路口要道，进行搜捕。危急关头，为保护阮村、陈村、崔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陈永康又挺身而出，同保长阮轮刚、朱运霞先生一道，同汪泽浦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经过几个小时舌战，汪泽浦既找不到人证，又找不到物证，弄得非常尴尬，只好集合乡警队灰溜溜地走了，从而使孙运松率领的侦察小组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 山区的一些国民党乡保长，经过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做工作，并与其交朋友之后，许多人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比如，国民党钟鸣乡乡长陈达时先生，就一直私下与孙运松来往，并提供了游击队所需之情报。他还根据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意图，采取软磨硬抗的办法，拖延国民党军队派丁、派伕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达时把已经移交给川军驻钟鸣部队的40多名壮丁悄悄地放了，使敌人抓壮丁充当炮灰的计划成为泡影。平时要粮要款，他也是敷衍塞责，上司不催他就不收，上司催得紧了，他就派人跑一下，应付公事。这样做，既使当地老百姓免受寒冷和饥饿，也为接应我军保存了必须的物资。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铜陵加紧了反共活动，斗争形势异常恶劣，环境十分艰难，留在铜陵坚持斗争的同志，以及北撤干部亲属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对那些落入敌手的同志营救工作，有时就要借助开明人士的力量。比如，跟孙运松暗地来往的樊义太先生，曾多次想方设法，掩护和保释过我党在当地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以及部分群众和家属。又如，为解决铜陵一连军需物资需要，徐锦堂先生曾费了不少心血，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暗中支持铜陵一连。他还拿出家里米面，烧饭菜供我方过往人员吃喝，并为他们的安全操劳。顺安街上的工商业者许开运和医务所的医生谢某某，多次协助中共铜陵县委领导和铜陵一连派去活动的王近英、李少清等同志开展工作。还为铜陵一连搞到了医药器械等重要物资。就连当时已年近花甲的崔聚源老先生，也不辞劳苦为我方传递情报、张贴标语、散发中共皖南地委办的《黄山报》等宣传品，协助我方做上层人士的工作，有时还亲自为铜陵一连活动带路。在环境紧张时，他多次不辞劳苦，爬山涉水，化装成放鱼花（即卖鱼苗）的，前往中共铜陵县委驻地报告敌情，请求任务，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铜陵地区仍然沿袭了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家里开糟坊的朱道滋先生，抗战时期，曾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过对人民有益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也不时为游击队解决给养困难，先后拿出糙米800担折款捐赠。解放军渡江之后，他又供给过往的解放军4000斤大米，以实际行动迎来了家乡的解放。 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这是统战工作的又一种形式。 抗日时期，中共铜陵各级党组织做过，解放战争时期，这方面的工作也做得很好。 尹彬同志担任中共铜青南工委书记时，即选派戴焕中、朱某某两同志，打入天宝乡公所警卫队，其任务是联络和争取副乡长兼民政股长张铁兵。中共铜青南工委机关、中共沿江第四工委和1949年2月成立的中共铜陵县委机关，一直驻涧北冲一带。天宝乡就在中共铜陵县委西北要冲，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联系上张铁兵后，他积极协助内线工作，对保证中共铜陵县委机关、中共沿江第四工委机关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直到19049年2月中旬，他的行动，才被特务有所察觉。为了防止意外，中共铜陵县委书记陈爱曦亲自批准张铁兵、戴焕中撤离该地，仍留朱某某转入隐蔽活动。陈尚和还派孙运松和另外一位同志，到青阳铜陵交界处的界山铺接应，以防天宝乡的追兵。由于这次行动布置周密，动作迅速，张铁兵等安全归来，还带来快枪1支，子弹20发，既壮大了中共铜陵县委武装的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也是一次沉重的行击。 由于中共铜陵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了众多的各阶层人士，都来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当时在铜陵知名度很高的阮廷芳先生，也常接济游击队。就连狮子山上、下清凉寺及观音洞的和尚，也都为掩护革命同志，帮助游击队获得情报作了贡献。渡江先遣大队的失散人员，也得到过清凉寺众僧的帮助和照顾，使他们得以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而找到大部队。 通过孙运松老主席在铜陵解放过程中我党统战工作的亲历亲闻，倍感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重要的法宝。”无比英明正确。解放战争时期，在坚持铜陵游击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环境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正是因为正确执行了党的包括统战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一方面紧紧依靠广大基本群众，一方面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进步人士，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既是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新时期做好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 下面，我给读者朋友们，讲讲孙运松老主席武装侦察敌人江防的故事。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直抵长江北岸。百万雄师过大江指日可待，江南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分秒必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949年4月15日上午，中共铜陵县委书记兼皖南沿江支队副政委陈爱曦，选派孙运松、王步升、李艾堂，组成一支武装侦察小组，深入到铜陵沿江执行侦察任务。具体任务是：设法查清敌炮团驻地和敌炮的装备情况（门数、型号）、敌人指挥机关驻地、从获港到铜陵地区沿江一带敌人兵力部署情况等。 孙运松时任铜陵一连副指导员，接受任务后，他和王步升、李艾堂作了分工：李艾堂乔扮成农民，携带通行证，不带武器，在前方探路。孙运松和王步升身藏驳克枪，走在李艾堂后面，与李艾堂保持适当距离。孙运松和王步升也拉开一段距离，以防万一。 当天傍晚，孙运松带领侦察小组从青阳甘家冲出发，前往铜陵县坝埂头，全程约45公里，一路上敌人封锁严紧，要想在一夜之间赶到坝埂头，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孙运松等决定不走沿江，从后山区，绕经铜陵、繁昌边境，抄小路前进。 在铜陵、繁昌交界处过了2道河。为不留痕迹，他们在离渡口很远的地方，就乘着菱角盆渡过。过后，立即将盆推向下游，让盆随水淌掉。在第2道河口徐村附近，孙运松侦察小组发现了敌情，决定绕道10多里，从麦田里穿走过去。 快到阮村时，孙运松侦察小组再次发现新情况。当地百姓告诉孙运松说，民和乡乡公所最近搬到阮村边上的陈家祠堂，这是去阮村的必经之路。 如果孙运松侦察小组仍按原计划从阮村通过，就很容易与敌人接触，甚至发生直接冲突。 为不打草惊蛇，有利于行动，孙运松决定绕道，涉水先到附近的墩上陈村。 到了那里，孙运松找到了当地女地下党员姚学胜。听取了她的汇报后，孙运松先向她布置了侦察任务。之后，又从原路返回，从另外一条道去阮村。 拂晓前，孙运松侦察小组经过一夜的翻山，排除艰难险阻，终于按中共铜陵县委指示的预定计划，到达了阮村。 当年，阮村有80多户人家，全都姓阮，是圩区的一个大村子。在那里做地下工作的阮志昂同志，在那里迎候多时了。 阮志昂同志的家就住在阮村中间，有一所较大的青砖青瓦的瓦房。 孙运松经过对周围情况的实地察看，加上阮志昂同志头一天去向中共铜陵县委汇报情况的时候，县委就指示他先赶回去，积极配合孙运松侦察小组完成这次侦察任务。 于是，孙运松侦察小组决定落脚在阮志昂同志家，秘密开展工作。 阮志昂同志详细地向孙运松报告，敌人在铜陵、繁昌边境的江防兵力，大多数在阮村周围。敌人炮团指挥机构便设在离阮村2华里远的坝埂头。敌人炮兵阵地就在离村里崔家1.5华里地方。敌人1个师驻扎在繁昌县获港下的旧县，1个师驻铜陵，师部设在崔家祠堂。除上述重点驻军外，敌人还零散地布置了一些外围兵力。比如，离新河口2华里的地方和离三江口5华里的地方，分别驻扎着敌人2个步兵连。另外，阮村附近的陈家祠堂，就是民和乡乡公所的所在地，有一定的武装。乡长汪泽溥就是个非常反动的家伙，国民党江防部队的头头们，经常出入汪家。 要在短暂的1天时间之内，获得敌军重要情报，仅仅靠孙运松侦察小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孙运松是个组织领导能力很强的铜陵一连副指导员，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由阮志昂和李艾堂2人在阮村外围侦察，放暗哨，以应事变。 二是布置阮志昂的父亲和妻子查望兄在自家接待阮村来抓伕、派捐的敌人。如果遇到敌炮兵人员，就殷勤接待，家里桌上摆上糕点，作为诱饵，吸引敌炮兵人员在吃喝时，谈论军情。因为有的吃，敌军纷纷朝阮家跑，从清早到夕阳西下，接锺而至，络绎不绝，共接待了100多人，从中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 三是孙运松派人到敌军阵地上去做工。为加固江防工事，敌人每天都到各村去派伕。孙运松利用这个机会，将侦察人员派进去。选派共产党员阮老七带领一部分人，深入敌人炮兵阵地的外围和坝埂头沿江阵地，去侦察。经过这些同志实地侦察，终于将敌人炮兵阵地的准确方位、门数、型号和兵力部署，观察得一清二楚。 四是孙运松与阮志昂、李艾堂等人，深入到崔村附近侦察。 五是找三种人谈话。即在敌前沿阵地上做工的基本群众；原参加过我军以后自首了的人员，因为这些人均不同程度地跟敌人有过多的接触，对敌人情况比较了解。同他们谈话，可以获得不少情况；找当地的上层人物谈话，展开猛烈的政治攻势。首先，孙运松亲自找民和乡大绅士朱永雅谈话。朱永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的团结对象。他家就住在敌人炮团团部的隔壁。据他报告，了解到不少军情。此外，还可以利用朱永雅的影响力打掩护，从而保障了孙运松侦察小组的安全。当时，真正对孙运松侦察小组构成直接威胁的，还是民和乡乡公所。于是，孙运松找来了民和乡代表主席陈永康，直接了当地道出来意，教育他在关键时刻，要站在人民一边，立功赎罪，帮助侦察小组工作。当时，陈永康顾虑重重。最终才点头应允。没想到，陈永康走后时间不长，汪泽溥便带了20多个军人，直奔阮村而来。孙运松侦察小组顿时陷入非常危险境地。孙运松怀疑是不是被陈永康出卖了。侦察小组做好战斗准备的同时，紧急召开会议，分析敌情，妥善安排好交通员在发生意外之时，必须将情报送出去。如果交通员牺牲，便由阮志昂同志选派得力的地下党员传送情势。待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敌人没进阮村，只是路过，虚惊一场。等敌人路过之后，陈永康及时派人来报告说，汪泽溥不了解侦察小组的行踪，是带敌人到其他地方去收费和派伕的。 孙运松动员一切力量，经过一整天的缜密侦察调查之后，把各路情况汇总之后，真正摸清了敌人江防部署。比如：敌人在沿江都构筑了铁丝网，连成屏障，明碉暗堡，堑壕相连，并设有民伕流动哨，如遇紧急情况，便鸣锣为号。此外，重要交通要道和港口，都安排巡逻队。长江中的敌舰，在江面来回巡逻。空中敌机来回侦察。铜陵、繁昌沿江的敌人2个主力师，以铜陵县境内的黄公庙“洋灯”为界。崔村附近的敌人炮兵阵地上，还掩蔽着50多门山炮，齐朝长江北岸。 1949年4月16日19时左右，孙运松侦察小组在离开阮村之前，把阮村的保长、保队副、保丁召集在一块，进行了一次正面形势教育。要他们认清形势，在孙运松侦察小组离开之后，保证阮村绝对不出问题。此外，还召开基本群众会议，宣传解放军很快就要过江了，鼓动群众积极组织起来，抗丁、抗粮、抗税，全力支援前线，迎接解放。为以防万一，孙运松安排阮志昂同志的家人想方设法躲避一阵。不出孙运松所料是，第二天果真出事了。汪泽溥闻风而动，亲自带了30名敌人，将阮村包围得水泄不通，指名道姓，捉拿新四军侦察人员。关键时刻，经过孙运松教育的保长阮轮钢，表现很好，以生命担保，说从来就没有看见新四军。经过阮轮钢苦苦周旋和当发群众的掩护，最终化险为夷。 1949年4月16日晚，孙运松带领侦察小组，满怀胜利的喜悦，携带获得的极其重要敌情报，迅速离开了阮村，后绕经繁昌的地界，冲出了敌人层层严密封锁线。4月17日上午9时许，孙运松胜利返回青阳县甘家冲。 到达根据地之后，孙运松等绘制了一幅草图，连同敌军兵力等情况，及时向陈爱曦作了详细报告。 当时，中共铜陵县委对孙运松侦察小组获得的情报，无比重视，第一时间找军事专家，绘制了一幅精确地图。地图上用绳头小楷和符号，详细标明国民党军队守卫这一段江防部队的第88军149师和第55军74师的部队番号、指挥中心和其所属各团、营、连的兵力部署、防守工事、火力、炮型、炮位，以及交通、通讯和渡口、水深、流速等重要标志。 随后，中共铜陵县委及时选派水性极好的游击队员赵傍根，将情报送过江去…… 当年铜陵一连副指导员孙运松和侦察班长王步升、交通员李艾堂，机智勇敢侦察敌人江防，获得极其重要的情报，为有力支援百万雄师过大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